孙中山知道洪秀全有问题，为何还盛赞他？

1913年，孙中山与黄兴等人合影于上海正金银行

众所周知，孙中山曾自诩为“洪秀全第二”。那么，孙中山究竟是如何评价洪秀全和他的太平天国的呢？这种评价，在他的一生之中，又有过怎样的变化？这变化里，有着怎样的玄机？

1902-1912年，孙中山出于“排满”的现实需要，刻意忽略太平天国的落后之处，对洪秀全高度赞誉

1911年，孙中山与宫崎寅藏谈话。宫崎询问孙的革命思想源头何在。孙回答道：“革命思想之成熟固予长大后事，然革命之最初动机，则予在幼年时代与乡关宿老谈话时已起。宿老者谁？太平天国军中残败之老英雄是也。”①孙与洪秀全乃是同乡，幼少年时代能够时常听到本乡“宿老”聊洪秀全，一点都不奇怪。

1902年之前，孙从未读过任何关于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可靠的历史著作。这一点可以从他该年与刘成禺的一次谈话中得到证实。孙把为太平天国撰写信史的重任委托给刘：“太平天国一朝，为吾国民族大革命之辉煌史，只有清廷官书，难征文献。……吾欲子搜罗遗闻，撰着成书，……发扬先烈，用昭信史，为今日吾党宣传排满好资料。”②孙当时最为神往者，乃是“汉人失国二百余年”，洪秀全却能“以一介书生”的身份，在“贫无立锥，毫无势位”的情况下，“登高一呼”，竟然响应者万千，得以“雄据十余年”。孙还感慨，若没有“英国助清”，太平天国未必会失败。③

1904年，刘成禺秉照孙中山的请求，写成《太平天国战史》。孙为之作序，将洪秀全与朱元璋相提并论；将那些肯定朱元璋、否定洪秀全的言论，斥之为“以成功论豪杰”。孙认为，洪秀全面临的环境远比朱元璋恶劣。朱元璋时代，距离汉人亡国不足百年，士大夫还未忘记华夷之辨；洪秀全的时代，距离明亡已二百余年，士大夫如曾国藩、左宗棠等，早已“不明春秋大义”，反助清廷“以汉攻汉”。④

洪秀全在后世舆论中的“匪贼”名号，也让同为造反者的孙中山，颇感同病相怜。1907年1月，孙曾建议日本作家池亨吉写下其对革命党人的亲身见闻，“使他们值得赞颂的地方为世所知”，以免如太平天国那般在后世“得个大逆不道的长发贼之污名”。⑤

因着“排满”的现实需要，晚清最后十年，孙中山相当频繁地盛赞洪秀全和太平天国。至1912年达到巅峰——清帝退位，孙以临时大总统身份，拜谒明太祖之陵，其祭文将“洪杨发迹于金田”誉为证明人心所向的“义旗”。⑥

但孙实际上也渐渐明白，除了“排满”之外，太平天国并无更多的“进步意义”。如1907年，孙曾在讨伐清廷的檄文中，明确告诫革命军，不可重蹈义和团、太平天国当年“作妖言”、“仇外人”、“排他教”、“定一尊于天主，烧夷神社，震惊孔庙”等反文明的覆辙。⑦更晚一些时候，孙也终于承认，自己早年关于太平天国的失败主因乃是洋人干涉的说法其实不对，“洪秀全之所以失败，这两个原因（笔者注：外交失和与未及时北伐）都是很小的；最大的原因，是他们那一般（班）人到了南京之后，就互争皇帝，闭起城来自相残杀。……洪秀全当时革命，尚不知有民权主义……那种失败，完全是由于大家想做皇帝。”

1912年，孙中山摄于临时大总统府

进入民国后，孙中山曾有长达十年的时间几乎不谈洪秀全；至1922年后，又因现实需要，再度盛赞太平天国的“圣库制度”

1912年之后，长达十年的时间里，孙中山极少提及洪秀全和太平天国。显然，清帝逊位，“排满”已成，洪秀全及太平天国的历史，对孙而言已无现实意义。

至1922年，洪秀全才再度进入孙中山的革命视野，被频繁提及。该年1月4日，在桂林广东同乡会为孙举行的欢迎会上，孙发表演说，将自己提倡的“民生主义”，与洪秀全的“废除私产”，及苏俄的共产主义，划上了等号。孙说：“民生主义，即贫富均等，不能以富者压制贫者是也。但民生主义，在前数十年，已有人行之者。其人为何？即洪秀全是。洪秀全建设太平天国，所有制度，当时所谓工人为国家管理，货物为国家所有，即完全经济革命主义，亦即俄国之今日均产主义。”⑧

孙所提到的“工人为国家管理，货物为国家所有”，即洪秀全当年进入天京城（南京）后所推行的圣库制度：废除一切私营工商业，“商贾资本，皆天父所有，全应解归圣库”，百姓一切私有房产、金银（不得超过五两）、珠宝、粮食、货物一律收归公有，存入圣库。粮米、绸缎、布匹、油盐等由国家控制；所有工匠编入体制内，从事集体生产。天京城内一切生产、分配，全由政府掌管。⑨

虽然对资本可能造就贫富不均一事怀有很深的戒心，强调要“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但孙中山从未在关于“三民主义”的正式论述中，说过要取缔私有土地和私有资本。其之所以于1922年1月在桂林的公开场合盛赞洪秀全的“圣库制度”与自己的“民生主义”共通，当与其1921年12月底在桂林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会见有极大的关系。马林与孙谈及：1、承认苏俄并与之公开结盟；2、改组国民党；2、建立革命武装等问题。孙对获取来自苏联的援助很感兴趣，在随后的公开讲话中“投桃报李”对“俄国之今日均产主义”释放善意，当属情理中事。

1923年10月，苏联顾问鲍罗廷抵达广州，孙中山与苏联的合作步入实质性阶段。孙在公开场合借太平天国来弥合三民主义和苏俄政策之分别的做法，也越来越多。如该年12月2日，在一次宴请击退陈炯明部队有功将领的活动上，孙发表公开讲话，如此说道：“诸君或者还有不明白民生主义是甚么东西的。不知道中国几千年以前，便老早有行过了这项主义的。……就是几十年以前，洪秀全在广西起义之后，打十几年仗，无形中便行了一种制度，那种制度和俄国的共产制度是一样。他得了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几省，人民受过兵灾之后，许多财产无人管理，他便集中于国家，用政府去管理，所以他打了十几年仗，没有借外债，人民也丰衣足食。等到曾国荃破南京之后，搬运南京财产，有几个月之久。诸君看他的政府是何等富足呢？……太平天国此等制度，便和俄国所行的共产制度一样。……所以洪秀全的政府，便异常丰足。像那样把社会上无论大小财产都集中到政府手内的制度，只有洪秀全能够实行，俄国现在还行不通。所以他们改行一种国家资本制度，把极大的财产收到政府手内来，像大矿山、铁路、银行等都收归国有。”⑩

由“把社会上无论大小财产都集中到政府手内”一句，可知孙其实非常了解洪秀全的“圣库制度”究竟是怎么回事。孙也不可能不明白，这是一种赤裸裸的抢掠。但孙仍要将其与三民主义、苏俄制度划为同类，显然是出于现实需要而故作“曲解”。

以洪秀全的“圣库制度”来连接民生主义与苏俄制度，作为二者的润滑剂，说服力其实有限。但孙似乎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为获取苏援，他不得不在理论问题上有所迁就，采取模糊策略。故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孙的演说，仍不得不抬出洪秀全，来弥合“新旧同志”之间的裂痕。孙说道：“至共产主义之实行，并非创自俄国，我国数十年前，洪秀全在太平天国已经实行，且其功效较俄国尤大；后为英国戈登所破坏，故今日无从考证。若俄国今日所行之政策，实非纯粹共产主义，不过为解决民生问题之政策而已。本党同志于此，便可十分了解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毫无冲突，不过范围有大小耳。诸君既能明白民生主义之真义，则新旧同志因误会、怀疑而生之暗潮，从此便可打消。”

事后看来，这种曲解，并没有能够打消“新旧同志因误会、怀疑而生之暗潮”。这暗潮实际上愈演愈烈。

1924年6月16日，孙中山主持黄埔军校开学典礼。台上右一为宋庆龄，右二为孙中山，右三为蒋介石，右四为廖仲恺

注释

①孙中山，《自述革命思想及行动之缘起》，1911。本文所使用的孙中山资料，全部引自《国父全集》，故其标题与《孙中山全集》有所不同。②孙中山在东京与刘成禺的谈话，《撰写太平天国历史以宣传排满》，1902。③孙中山，《支那保全分割合论》，1903/09/21。④孙中山，《汉公著[太平天国战史]序》，1904。⑤孙中山，《建议池亨吉赴中国为革命活动做见证人》，1907/01/05。⑥孙中山，《谒明太祖陵文》，1912/02/15。⑦孙中山，《中华国民军政府讨满洲檄》，1907/04/25。⑧孙中山，《欲改造新国家当实行三民主义》，1922/01/04。⑨章开沅，《太平天国在天京实行的几种制度》，见《章开沅文集（第1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P159-160。⑩孙中山，《打破旧思想要用三民主义》，1923/12/02。（11）孙中山，《关于民生主义之说明》，1924/0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