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生涯寂寂无闻，直至他与卢梭相遇

2016年6月30日，在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的肿瘤病房里，我最后一次见到了李平沤先生。位于一楼的简陋病房，即使是阳光明媚的上午，也需要开灯，白炽灯管的光打在李先生苍白的脸上，一看见我，李先生就伸出了手，微弱地说，“谢谢你来看我。”我快步上前握住李先生伸出的手，一如之前的温暖。未等我开口，李先生便说，“这个癌症不要紧，我很乐观，我觉得我还能有一两年的时间，《对话录》可以完成。”

一生挚爱、至死未休的，依然是那个卢梭。我和李先生结缘，也是因为卢梭。

2006年夏天，商务印书馆译作室收到李先生的来信，说2012年是卢梭诞辰三百周年，商务已经出了一些卢梭的书，可以再接再厉，将卢梭的著作全部翻译出来，并在2012年结集付梓，以纪念这位伟大的启蒙思想家。编辑室领导商量后，决定将此套书交给我负责，并在当时编辑室副主任王明毅和张文英老师的带领下，前往李先生家拜访，讨论出版规划。

李先生退休前是外经贸大学的法语教授，家就在外经贸大学的教授楼，说是教授楼，其实只是北京四环附近一栋极其普通的塔楼，屋内陈设非常简单，家具都是六七十年代的老物件。初次见面，李先生虽已是八十高龄，目力和听力都有一定程度的障碍，但精神矍铄、思维清晰，那次我们谈了很久，从《卢梭全集》的结构、体例、版本到最后的闲话家常，我作为一个后辈，丝毫没有感觉到任何拘束。正事谈完，我们请李先生在家附近的一个餐馆吃饭，服务员是个小姑娘，看起来与李先生很熟，点完菜后，李先生突然跟那个小姑娘说，“以前与我一起来的那个奶奶再也来不了了。”我们这才知道李先生的夫人刚刚去世。我们一时无语，不知如何安慰，李先生脸上的哀伤和他之前让我们毫无察觉的淡定一直到今天我都无法忘记。

这之后，因为《卢梭全集》的编辑出版工作，我与李先生有了密切的接触。李先生听力不好，因为年事已高也不会使用电脑，所以除了当面拜访，其他交流都是书信来往；译好的稿件，也是工工整整地誊在老式稿纸上，即使偶尔有增删修改，也都是用最正规的校对符号进行圈改。很多时候，比我这个专门做编辑的还要严谨规范。稿子通篇看下来，除了极少数笔误和体例统一等技术问题，我几乎始终处于重读经典的享受之中，丝毫没有编辑学术书稿的枯燥和繁杂。

先生性格谦逊温和，商务的一些出版安排跟先生商量，先生总说，“你们做主，你们做主。”有时候因为我的疏漏和拖沓，向李先生表示歉意时，先生也总说，“没关系的”，从没有作色或批评。但一旦涉及卢梭翻译，先生却又非常较真，有时甚至到了固执的地步。卢梭的名作《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商务以前的李常山先生译本译作《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该译本通行多年，编辑部出于谨慎考虑，建议遵照原书名，但李先生坚持自己的意见，认为原译名不是卢梭法语原作名的准确翻译。

与此相似，另一部卢梭著作，著名翻译家何兆武先生的译名是《论科学与艺术》，李先生认为，何先生当时的译法是原书名的简称，它的好处是容易上口、便于流传，但普通读者从书名很难得知卢梭到底要论述“科学与艺术”的什么呢？其实原书名的表达非常准确：《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使风俗日趋纯朴？》此番重译，一定要还原书名的本来面目。我们遵从了李先生的意思，事后证明，这种严格忠实于原著的翻译也得到了广大读者和学界的认可。

从2006年开始，李先生已是耄耋之年，笔耕不辍，每天夜里工作到凌晨，我每每劝说先生注意身体、按时作息，先生总笑着说，他从年轻就养成了夜里工作的习惯，夜深人静，万籁俱寂，最是思路泉涌、下笔如神的时候。2012年6月，九卷本煌煌巨制的《卢梭全集》在卢梭诞辰三百周年纪念日的6月28日之前如期付梓，全集涵盖了卢梭在政治、经济、思想、教育、文学、艺术领域取得的所有重要成就，是目前国内出版界和学界有关卢梭著作规模最大、品种最全的一次结集出版，先后有多家媒体对全集出版进行了报道，李先生第一次从寂寂无闻的小书房走到了镁光灯下，走到了大众面前。

李先生曾不止一次说过，希望上帝能再给他几年时间，他希望能把未竟的卢梭著作继续以全集形式补编出版。学术研究向来寂寞，学术翻译较之尤甚。短暂的喧嚣过后，李先生依然在那个朝南的小书房里继续与他心爱的卢梭在一起，《科西嘉制宪意见书》《论波兰的治国之道和波兰政府的改革方略》《如歌的教育历程：<爱弥儿>如是说》《主权在民Vs.朕即国家》，先生的交稿速度远远超过我的编辑速度。

认识先生整整十年，每次见面或者书信，李先生很少谈及自己及家事，也很少流露出感情。开始我只知道先生生于1924年，毕业于北大西语系，后任教外经贸大学，关于其个人生活，也只是零星听先生提到自己的大女儿深度昏迷、已陷入植物人状态多年，唯一的儿子远在美国。夫人去世后，只有一个保姆在家中照料起居。每次去先生家，最大的感受是安静。先生曾说，他不愿意看到日落天黑，保姆走了以后，家里就会更安静。人至暮年，没有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我能看出先生心里的凄凉和落寞。

再后来，我认识了一些先生身边的人，先生一生的经历才渐渐清晰。不曾想到，如今瘦小纤弱的先生，早年曾赴印度浴血抗战，做过炮兵。日本投降后，先生考入北京大学学习法语，毕业后分配至国务院对外文联担任口译，后因出身问题，被调至中科院力学所，后在外经贸大学任教，直至退休。可以说，先生的职业生涯寂寂无闻，并未给先生带来荣光，直至先生与卢梭相遇。

最后一面时，先生跟我说何兆武先生几天前给他打过电话，我问先生，何先生找您有事吗？他说没有，还笑着说，何先生也听不见，他自己也听不见，都是身边照顾的人贴在耳边大声复述对方的问候，之后就是长久的沉默。两个暮年的老人，大概心里知道，这是他们最后一次通话了。

半个月后的2016年7月14日，先生去世，享年92岁。18日，北京东郊殡仪馆，我去送了先生最后一程。先生最爱卢梭的一句话 “我把我的一生献给真理”，先生的一生，也在印证着卢梭“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