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100年外界竟然毫不知情的美国黑手党
秘密社团是美国生活的一部分。
14位美国总统,从乔治·华盛顿到杰拉尔德·福特,据称都是共济会领导,该组织通过特殊符号、特殊握手方式和密码保障集会的秘密性。即使到了2004年,两党的总统候选人(乔治·W. 布什和约翰·克里)也都是同一个秘密大学兄弟会的成员——耶鲁的“骷髅头”兄弟会。
这类社团可能对外人来说相当奇怪,但它们都有巨大的经济影响力。它们自带的特殊纽带让成员自动建立起情谊,真诚地互相帮助。成员们能够彼此信任,互相推荐,合作经商,即使他们本身可能并不熟。当然,共济会或者骷髅头之类的兄弟会组织并不秘密,也不愿意保密。
另一种秘密社团在美国更为重要、普遍,远超同类组织,需要绝对保密。成员间像家人一样紧密联结,组织只接纳最成功的商人,通过歃血为盟、焚烧圣物、郑重盟誓等古老的仪式加入。只要有利可图,成员也和非成员做一些生意,但重要的经营活动都是在组织内部协调进行的。
这个社团建立于19世纪90年代的纽约,由于成员间的忠诚和紧密合作而日渐壮大,在20世纪20年代蓬勃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全国(甚至可能是国际)组织。然而,直到20世纪40年代,美国都很少有人知道这个组织的存在。他们是谁?他们称自己为“诚信的人”,但我们称他们为黑手党,称他们的组织为美国黑手党组织。
新成员加入黑手党组织后,他会发誓遵守很多规则,包括“绝不和外人讨论组织”“除非老大同意,否则绝不杀害组织成员”“绝不与组织成员的妻子通奸”等。但是,黑手党誓词中最重要的是“缄默法”,保持绝对沉默,绝不同执法机关合作。任何违反此法则的成员都会被折磨杀害。不仅如此,“组织”通常会派他最好的朋友完成这个肮脏的勾当——这一个强有力的警醒,提示“组织”的重要性永远排在第一位。
缄默法能够有效地抵挡执法机关引诱组织成员背叛组织、告发其他成员的举动。毕竟,如果你知道招供就会被杀,囚徒困境就不是什么困境了。实际上,20世纪50年代,尽管黑手党组织声名狼藉,却没有一个成员承认组织的存在,直到1963年,一个名为约瑟夫·沃洛齐(Joseph Valachi)的热那亚组织低级成员出庭做证,供述了该组织的运作细节。沃洛齐面临谋杀多个狱友的指控,因为他相信他们是热那亚老大派来杀他的。他在黑手党中的关系已经断了,唯一的希望是和检方合作,出庭做证。此后,他在监狱里度过了余生。
沃洛齐的证词对黑手党极为不利,政府官员和执法机关都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必须消灭黑手党组织。1970年,国会做出反应,出台了《反犯罪组织侵蚀合法组织法》(RICO),规定只要加入犯罪组织就会受到惩戒。同年,国会证实了将开始“证人保护计划”,作为《有组织犯罪控制法》的一部分,保障联邦证人及其家人的安全和秘密重新安置。《反犯罪组织侵蚀合法组织法》允许执法机关逮捕任何知名的黑手党成员,证人保护计划则反击了黑手党组织对叛徒的惩戒。可以想到,组织成员应当纷纷做证,黑手党组织土崩瓦解。但事情没有这样发展。
很多黑手党人落网,但20年来都没有重要人物接受证人保护计划。显然,对这些黑手党老大来说,保持对黑手党的忠诚带来的好处比免于牢狱之灾更重要。尽管如此,《反犯罪组织侵蚀合法组织法》逮捕行动都是一种瓦解,逼迫黑手党更快选出新的领袖、招募新的成员,筛选很可能不再那么谨慎。可以想象,这样的内部动荡会降低黑手党组织的稳定性,甚至降低部分成员对组织的忠诚。无论根本原因何在,执法机关都在1991年获得了重大突破,甘比诺家族的二号人物萨瓦托·“公牛”·甘比诺背叛组织,指证了一号人物约翰·戈蒂(John Gotti)。
与之前的黑手党老大不同,戈蒂一心想出风头。这使他的部下十分担忧,谁也不愿意因为戈蒂引起的注意招惹上麻烦。戈蒂和甘比诺被捕后,美国联邦调查局给甘比诺播放了一段秘密录像,其中戈蒂批评他意图“在大家庭里建立小家庭”,还表示不知道为什么和甘比诺合作的人都死了。甘比诺和戈蒂之间的信任土崩瓦解,美国联邦调查局获得了他们需要的开局。1991年11月,甘比诺成为政府证人。他的背叛带来了泄洪一般的连带效应,各地的黑手党重要人物显然都对誓词失去了信仰,纷纷选择做证。
讽刺的是,甘比诺最后也反受他创建的“告密”文化之害。1995年,结束证人保护计划之后,他甚至还公然嘲讽了纽约黑手党:“他们要是派一个小队来杀我,我就把他们杀光……就算最后他们能杀掉我,也会有很多尸袋寄回纽约。”甘比诺扶持的迷幻药非法交易帮派每周可获利50万美金。但最终,帮派内部的线人指证了他,甘比诺被判20年有期徒刑。如今,甘比诺还在监狱里,据狱友称,他只在吃饭时离开牢房。
合作的两大支柱
美国黑手党的覆灭十分缓慢,因为有两大合作支柱支撑着它:
1.内心对合作的渴望,尤其是其他人都在合作的情况下。
2.有能力惩罚不合作的人。
有任何一个支柱的支持,都可以达成合作。例如,想象一段“真爱”中,双方都害怕伤害另一个人。这样的恋人没有能力惩罚对方,但只要双方愿意合作,就可以合作。另一方面, 在重复囚徒困境中,没有人有合作的内在渴望,但每个人都有能力“惩罚”不合作的人,只要自己不再合作就可以。(稍后详细讨论。)
“内心的渴望”重于“惩罚的能力”
任何一个支柱都可以保证合作,但“内在渴望”能够更安全地保障合作关系。如果参与方都存在合作的内在渴望,关系的预期时长是无关紧要的。但如果只有惩罚的威胁支撑合作, 参与方必须同时相信(并且相信对方相信)这段关系可以维持相当长的时间。为什么?假设我相信无论我们怎样做,我们的关系马上就要结束。既然如此,我知道对方无法惩罚我,就有了背叛对方的动机。第一个黑手党证人约瑟夫·沃洛齐在了解到热那亚家族决定杀掉他后就是这样做的。更微妙的是,如果我相信对方相信我们的关系马上要结束了,我就有动机抢先背叛对方,以免被对方背叛。甘比诺在被美国联邦调查局告知约翰·戈蒂准备背叛他的计划后就是这样做的。
“内在渴望”能够更安全地保障合作关系。如果只有惩罚的威胁支撑合作,参与方必须同时相信这段关系可以维持相当长的时间。
黑手党经过几十年才瓦解,因为两个主要支柱都支撑着它。然而,只有惩罚威胁支撑的同谋关系就很容易瓦解。要有效瓦解同谋关系,只要关注核心战略性因素上的斗争,而非合谋的迹象。例如,医学专家长期以来一直使用传统治疗方式对抗生物膜(共谋细菌组织),但效果并不好。一旦医学专家采用博弈论的眼光看待这个问题,就注意到新的“特洛伊木马” 方式,可以十分有效地打击这类难缠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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