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德敏：政治正确助长了暴恐袭击吗？丨专业视角

本期文章要点：

1. 政治不是思辨，思辨不会对任何人有损害，但政治却会决定谁是统治者、谁是被维治者，谁拥有权利或更多权利、谁不应该拥有权利或只能拥有更少权利，谁应该被看作敌人、谁应该被看作朋友。

2. 在如此多带有激进伊斯兰背景的恐怖袭击面前，是应该继续坚持一种总体上的多元文化主义，还是要对它做重大的调整？更聪明的做法是“不与一个宗教为敌”，真正的敌人是那些信仰该宗教的“坏蛋”。对那些坏蛋要全面打击、毫不留情，但同时也应该解决容易滋生这些坏蛋的社会土壤。这种策略不是所谓“政治正确”，更不是所谓浪漫和温柔，它是出于安全考虑的绝对现实主义的理性考量。

3. 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异质性”文化和价值观的产生，现代社会本身就注定是分裂的、多元文化的社会。我们是一定要将社会统一在一个所谓“正确的”或“正统的”文化之下，还是承认和接受多元，以更开放平和的姿态调和它们之间的关系？作为安全战略，哪一种又更为安全？兹事体大，值得有识之士深思。

我们到底还要不要政治正确呢？

法国再次发生暴恐袭击，这次是在其国庆日。袭击者是法国和突尼斯双重国籍的男子，几乎不问便知，他是穆斯林，或至少和穆斯林有一定关系。一如既往，很多人将矛头指向了政治正确，好像是政治正确导致了（或起码助长了）欧洲—尤其是法国—一再发生的激进伊斯兰暴力恐怖活动，好像是因为浪漫温柔的法国人太不情愿承认伊斯兰自身有问题，太拿它当作一个和平的、正常的宗教，所以才给了恐怖分子们可乘之机，对无辜的平民痛下杀手。总而言之，政治正确意味着太过软弱、和平、相对主义，恐怖分子利用的就是这一点。从而，有人替欧洲扼腕：长此以往，欧洲还是欧洲吗？欧洲文明的失败一定始自浪漫而不切实际、不辩敌友的法国吧？

然而，真的是这样吗？一个多月前，我在伦敦会晤一位法国教授，他告诉我，这是他第一次在伦敦长住，感觉非常好。我问他主要是哪里好，他说，主要是伦敦的开放和多元。我接着问，巴黎难道不也是这样吗？他摇头：巴黎居民内部的歧视和分裂非常严重，市中心区和市郊完全是两个世界，而伦敦则不是这样，无论在哪你都能感到不同元素—宗教、肤色、种族等—的混合，人们大体相安无事、互相尊重。关于这一点，我自己也有所体会，但听到一个在伦敦长住过的、生活在巴黎的法国教授这样说，印象更加得到了一些确证。

前往巴黎的普通游客都知道，市郊不怎么安全，尤其是如93区这样的地方应该尽量避免前往，那里住的大多是移民（很多是非法的）和他们的后代，很多黑人和穆斯林，贫穷、失业、毒品和犯罪是这些地区的普遍特征。分隔巴黎市中心区和郊区的是一条外环公路（Boulevard Périphérique），有人说，这条公路两边像是两个国家，环外的居民进环内要“签证”，要证明自己有资格进入。当然，有时候外环的有些居民也不那么文明，比如2005年巴黎市郊的骚乱。2015年法国《查理周刊》恐怖袭击事件的主犯考奇(Cherif Kouachi)就来自这一地区。

2015年引发恐怖袭击的《查理周刊》，被指多次讽刺伊斯兰教先知。

相对来说，同样是欧洲主要城市，伦敦确实要好一些，起码没有像巴黎这样明显的地域区隔。更有甚者，伦敦新任市长“居然”就是一位巴基斯坦移民、出租车司机的后代，一位穆斯林。提及这一点，那位法国教授叹道，“这在巴黎是不可能的，几乎永远不可能。”那么，这两个城市相比，哪一个更“政治正确”呢？假如有某种方法量化政治正确的程度，恐怕结果也是伦敦更甚一些。然而，哪一个城市更安全，相对更少培养本土恐怖分子？答案恐怕也很明显。起码对于这位居住在巴黎中心区的大学教授来说，伦敦更让人放心一些。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是这样，我们到底还要不要政治正确呢？

怎么做才能让自己更安全？

在最一般的用法中，“政治正确”指的是刻意不冒犯某个或某些群体的发言、政策或措施，一般是一个贬义词，表示这样并不必要，有时甚至是有害的。西方知识界上一次甚嚣尘上的关于政治正确的讨论恐怕要追溯到阿兰•布鲁姆(Allan Bloom) 《美国心灵的闭塞》(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一书在美国引起的争论，该书严厉批评了自由主义导致的价值的相对化和虚无化，它体现在一系列具体的政策中，如肯定性行动(affirmative action)、学校教学内容的自由化、各种形式的多元文化主义等等。

在这样一种氛围中，价值被认为是多元的、相互之间平等的，在不同的价值—包括宗教—之间不存在高低优劣之分，任何对这种价值多元和平等的挑战都被认为是“不正确”的，也很容易被人安上“种族主义”的标签。在经历过黑人平权运动的美国，“种族主义”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指控，几乎任何人都不想和它沾上边。特别是对于政客而言，如果在这方面表现得“不正确”或者“不够正确”，那么其政治生涯也差不多终结了。

然而，一味地在这方面表现得“正确”并不总是能够带来积极的东西，有时候甚至是有害的。比如有的文化倾向于纵容甚至鼓励对女性的不尊重，我们应该保护妇女“应有的”权利，还是保护该文化“特有的”价值？在这方面，价值的相对主义往往导致对某些本应遭到人们普遍唾弃、谴责的行径的保护。布鲁姆认为，美国人的心灵正在走向闭塞，就是因为凡涉及价值问题，就不再追问善和恶，而是自动地倒向政治正确。

布鲁姆的批评不能说没有道理，特别是绝对的价值相对主义一定会导致虚无主义。不过这种批评能走多远尚值得讨论。主要问题在于，我们如何知道我们自己坚持的价值就一定是对的？施特劳斯的弟子们当然喜欢用柏拉图的方式来回答这个问题，即我们实际上永远无法确知，但我们应该坚持追问什么是至善。哲学意义上的追问当然没有问题，也值得尊敬。然而政治不是思辨，思辨不会对任何人有损害，但政治却会决定谁是统治者、谁是被维治者，谁拥有权利或更多权利、谁不应该拥有权利或只能拥有更少权利，谁应该被看作敌人、谁应该被看作朋友。

据说施特劳斯学派影响了美国政府（主要是小布什政府）的诸多国内外政策，入侵伊拉克就是站在“我是正确的”立场上做出的决定，“邪恶轴心”也是当时发明的词汇。但今天回过头看，很多证据表明，这场战争也算不上有多正义。而且更为关键的是，该战争并没使美国和西方国家更安全，ISIS的崛起和此起彼伏的暴恐袭击就是重要例证。战争摧毁了原有的相对世俗的统治权威，非但没有如预期的那样建立起稳定的自由民主政体，反而激化了原来一直被压制的教派纷争，失去权力的政治和军事精英很自然地投向宗教上的反对派，而这时的反对派又只有在宗教上表现得更极端、更“纯粹”才能做出一个政治上“更正确”的姿态。即便就ISIS这样的组织来说，所谓“激进”伊斯兰主义也多半和对世俗权力的争夺有关。

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西方的政治人物们反思的是，“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让自己更安全？”就外交政策来说，除少数政客还在坚持伊拉克战争的必要性之外，大多数人都倾向于相信这场战争是一个错误，奥巴马的上台本身就带有较强烈的反思伊战的色彩，最近又有消息说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当年为了让英国加入伊战而故意误导了公众，他甚至有可能会受到司法审判。看起来，他们的一个普通结论是，为了自身安全，应该寻找比战争更好的办法。

与此相关，在国内政策方面，一个容易引起争议的问题是，在如此多带有激进伊斯兰背景的恐怖袭击面前，是应该继续坚持一种总体上的多元文化主义，还是要对它做重大的调整？就目前看来，后者还是占少数，但也不可小觑，川普(Donald Trump)很大程度上就是打着反“政治正确”、反移民、反穆斯林的旗号吸引了很多美国人的支持，最后出乎很多人（包括川普自己）的意料成为美国共和党候选人。但大多数人还是相信，更聪明的做法是“不与一个宗教为敌”，真正的敌人是那些信仰该宗教的“坏蛋”。对那些坏蛋要全面打击、毫不留情，但同时也应该解决容易滋生这些坏蛋的社会土壤。我们要知道，这种策略不是所谓“政治正确”，更不是所谓浪漫和温柔，它是出于安全考虑的绝对现实主义的理性考量。如果我们一厢情愿，认为西方人在对待穆斯林方面“软弱”，最终导致自己“被终结”，从而我们应该吸取这一教训，这既离事实很远，又是一种很糟糕的战略思考，如广为人们接受，恐怕会贻害无穷。

保持文化纯粹性就能避免困境？

或许会有人说，西方人引狼入室，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将国门紧闭，保持自己文化的纯粹性不就没这么多事了吗？特别是近期欧洲的难民危机，很多国人认为德国等国家“作死”，本来就已经有了很多本土恐怖分子，这不是自找苦吃？我们姑且不去讨论这是一种高贵的行为，还是头脑简单的愚蠢，这对很多人来说可能确实难以理解。仅就安全问题而言，欧洲人是怎么想的？在难民潮和严峻的恐怖局势面前，欧洲会不会更加右转，甚至与某些种族和宗教为敌？我曾经就此问题请教一位专门研究欧洲安全政策的捷克教授，他告诉我，就目前来看，在整个欧盟境内，从主要的政治精英到主流民意，还是将恐怖主义看作一个安全问题，而非宗教和文化问题。尽管欧洲很多地方都有右翼排外势力的抬头，但它们还远没到能左右主流民意以及政治局势的地步。更为重要的是，他认为，后者只会将欧洲拖入比现在更深重的泥潭，欧洲只会变得更不安全，他衷心希望欧洲不至于走到那一步。

很多人天真地以为只要保持一种文化的“纯粹”和独立就能避免类似今天的欧洲这样的困境，更有人以为中国好像已经达到了这种状态，这些人祈祷我们不要重蹈欧洲人的覆辙。首先，我们并没有这种文化的纯粹性，我们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其次，在现代社会，文化的纯粹性是一个永远不可能达成的幻觉。应该承认的是，今天欧洲的多元文化共存的局面在很大程度上与其殖民主义的历史有关，法国有大量的穆斯林人口，很多就来自曾经是其国土一部分的阿尔及利亚。但即便在殖民时代以前，欧洲早就已经是一个多宗教、多文化、多语言的社会，16-17世纪延续上百年的宗教战争就是明证，当时人们普遍将异教徒不当作“人”看，杀死异教徒不是恐怖主义，是受政治权力支持的“正义”行为，当然不同的教派和政权对“正义”又有完全不同的理解。

在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身份平等，人们的所思、所想、所秉持的价值观早就不再受权威的控制，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异质性”文化和价值观的产生，现代社会本身就注定是分裂的、多元文化的社会，现在年轻一代和其父母之间的“代沟”就足以将社会分裂，更不用说不同的文化之间的区别了。我们是一定要将社会统一在一个所谓“正确的”或“正统的”文化之下，还是承认和接受多元，以更开放平和的姿态调和它们之间的关系？作为安全战略，哪一种又更为安全？兹事体大，值得有识之士深思。段德敏，男，1982年生，江苏溧阳人，博士毕业于比利时鲁汶大学哲学系伦理、社会与政治哲学中心，现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比利时鲁汶大学政治哲学研究中心(RIPPLE)研究员、欧洲大学中心(EUC) co-director，研究方向为政治哲学、西方政治思想史、当代民主理论等，已出版英文专著一本，在国外、中国大陆和香港多家知名期发表论文二十余篇，并曾受邀在国内外多家大学和研究机构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