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三千年来的改革为何失败者多成功者少

文明史上的绝大多数改革，目的都是为了缓解财政紧张，然而经济措施即使正确，倘若没有执行力，很可能导致更为尖锐的政治与社会冲突。中国政法大学萧瀚副教授纵横中西文明史，系统分析中国近三千年来最成功的少数几场改革之一——先内政后经济的管仲改革，同时列举桑弘羊、王莽和王安石变法等儒家改革，指出其失败的根本原因——狂热的德政理想和对产权的不尊重。在他看来，世界各国改革的成功都离不开两大法宝：商业兴国与法护产权。当改革的航船进入深水区后，能避免被狂风巨浪摧毁的主要依凭就是保护产权的法治这一千钧铁锚，别无他物。

在数千年和数万里的历史经纬上，政治、经济、文化的革故鼎新案例无数。这些改革既有人皆欢腾者，也有血泪纵横者，后世纷纭众说、一是难衷，只有当时间的长河九曲十八拐到历史的入海口，人们才回首恍悟，看清来路上的泥淖与通衢。

一、管仲改革：先内政后经济

公元前11世纪上半叶西周开国之初由周公姬旦进行的封建制改革，打造出中国官僚政治和德治国家的雏形，对后世影响深远，成为后续三千年中国官僚政治的源头。前770年，历经周幽王死于犬戎之乱而继位的周平王东迁洛阳，史称东周，开始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春秋时代。前685年，齐国桓公即位，任用管仲为大夫（相当于后世的宰相）开启了富国强兵的政治经济改革，《国语•齐语》对此有详细记载。

首先是内政改革。管仲“叁其国而五其鄙”，把国都分为六个乡，工商各三，在京城和京外分别置“轨、里、连、乡”四级于“邑、卒、乡、县、属”五级军事与行政区划，将全国人民编入寓军于政的军政编制中，建立了一个统一的金字塔形官僚机构统治全国。管仲还建立了中国最早的官僚选拔与考评制度，经过乡长推荐、官长选拔、国君亲自面试三道程序才能决定是否任用，即著名的“三选”制；同时如果发现地方官吏埋没压制人才，则治以“蔽贤”“蔽明”之罪，以使国家才源充足。

其后是经济改革。“相地衰征”（核定土地肥瘠后按其级别征税）的均田垦荒政策，而民间生产、官方统购统销的“官山海”盐铁专卖，这两大经济政策使得民富国富；以“士农工商”四民分籍政策进行专业的劳动分工，使人民安其居专其业，提高生产效率；管仲还采取多种经济杠杆宏观调控国民经济，例如提高盐铁价格以替代老人孩子的人头税，可能是最早用间接税替代直接税以收财政良效的；以敛轻散重、买贱鬻贵进行市场调节，以增国资、平抑物价、防豪右巧取强夺；……

三是鼓励工商业，开放国际市场。商人出身的管仲对通财货之利有着当时及后世儒家都没有的深刻洞见，他不但鼓励和开放国内市场，对国际市场也是奉行自由贸易政策，善待各方商人，“关市不二征”政策（关税和市税只征其一），以及提供商旅便利以吸引外商，一时齐国成为当时中原最活跃最繁荣的国际市场，天下商人聚于齐国。

以今天的眼光看，管仲上述改革自然存在诸多剥夺人民自由的问题，但与2600多年前同时代的世界各国以及东周诸侯相比，则并不算苛酷。这些改革措施使得齐国迅速民富国强，政治清明、经济繁荣、文化宽容，伴以“尊王攘夷”的正确外交政策，齐国也成了国际地位最煊赫的诸侯国，至前651年齐与诸侯会盟葵丘，周天子赐胙，齐国终成周王室认可的春秋首霸。

二、失败的儒家改革：德治的狂热理想和对产权的不尊重

但凡一个政权的上层统治者想要改革，通常最大最急迫的问题，很少不是为了缓解财政紧张，因此，在这系统的改革措施中，重中之重确是经济措施，然而经济措施即使正确，倘若没有执行力，贸然推行，不但无法收到预期效果，甚至可能导致更为尖锐的政治与社会冲突。清末戊戌变法，在103天的时间里，康有为梁启超师徒让光绪皇帝发布了96道改革令，改革内容巨细靡遗，胡子眉毛一把抓，改革步骤可谓一塌糊涂，这样的改革当然不可能成功。戊戌改革者的慌乱，很大程度上跟光绪手里没有实权有很大关系。与光绪君臣不同，管仲拜相之初，即毫无愧色地向齐桓公要权要地位——名不正则言不顺，而齐桓公也确实具备雄才国君最重要的品质：用才不疑，他对管仲的言听计从成为改革成功的先决条件。这样的先决条件在改革家本人就是君主时就不需要了，俄国彼得大帝改革，日本明治维新，都是这种情况。

在管仲进行改革的过程中，内政制度的改革是率先进行的，此后才是施行有效的经济等政策，这两个步骤的先后顺序不能颠倒，否则必然会因为人事制度改革滞后而祸害新政。管仲常常被视为最早的法家人物，但这是完全错误的论断，管仲从来不以严刑峻罚著称，商人出身的政治家管仲虽然重视法律，但那只是为了推动改革，使得政令有严肃性，而不是像商鞅那样为了方便人们到街上随地捡残肢断臂。学界通常认为《管子》系战国时作品，非管仲作品，但它记述的管仲思想或是真实的。管仲有强烈的民本思想，所谓“政之所兴，在顺民心”，他不用严刑峻罚来对付百姓，因“刑罚不足以畏其意，杀戮不足以服其心”（《管子•牧民》），所以在他的军事制度中就有赎刑政策，这与商鞅以及秦朝动辄用肉刑对付百姓有霄壤之别。

管仲有些政治经济政策与后世历代中国相比，简直是绝唱，例如鼓励消费以促进经济增长；管仲对鲁国进行“织緹”贸易战，不战而屈人之兵，是孙子兵法所谓“上兵伐谋”的典型案例。这些都是儒家决计不可能想到也不可能做的，儒家除了“重农主义、轻徭薄赋、仁义道德”这三板斧之外，做梦也想不通财货之利于国民经济与政治意味着什么（司马迁可能是其中的极少数例外者），而出于德治的狂热理想对产权的不尊重，更是历朝史不绝书，这也包括在一切失败的儒家人物的改革之中。

三、秦并六国只是两千年前交了好运的希特勒

管仲改革三百多年后，开始于公元前359年的秦国法家人物商鞅进行的变法除了“废井田开阡陌”这一项堪可与管仲的均田政策比肩，其他方面几乎无以相提并论；商鞅明正典刑、厉行法制，但与管仲不以恐吓而仅仅为了秩序和制度信用的法治有着根本性差异。

商鞅的闭关抑商以及反智主义摧毁文化的政策和严刑峻法，都将秦国人变成猪狼合体的愚昧国民，商鞅的改革使得秦国人获得了平等的奴役，而管仲的开放政策与宽严得当的法治则使齐国人自发地“知礼节”“知荣辱”。为此，两者改革的结果虽然在经济富足上有相似之处，但在改革者个人的名望及其内政和外交的效果上却大相径庭。管仲为国人爱戴、举世敬仰，获得国际性的赞誉（前662年，鲁庄公为了感谢齐桓公和管仲，甚至在管仲采邑小谷为其筑城），而商鞅则遭国人的恐惧与憎恨，所以秦孝公一死，他就被仇人追杀，作法自毙于车裂——缺乏与他人的同理心，以刻薄寡恩制造酷刑的平等，即使公平，也会被人唾弃；对外，管仲劝桓公推行睦邻友好和主持公道，即胡萝卜加大棒的外交政策，有武力威慑但和平，因此做霸主做得其他诸侯国心服口服，即太史公所赞誉的“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秦国一味征伐，生灵涂炭，后来秦并六国的成功只是两千年前交了好运的希特勒，正是商鞅打下的基础。

概而言之，管仲持续了40年的政治、经济改革是一场文明的进步的改革，而商鞅变法尤其以其实际效果论则是一场不幸获得了“成功”的野蛮，它带来了深重的国际灾难。管仲以民为本顺乎民心而改革，而商鞅则是为求功业奴役人民以改革，两者在改革的意识形态上存在着不可通约的鸿沟。虽然两者都是以国家利益为目标的改革，管仲的改革寓义于利，是商业式的和平的有原则有妥协有制度有信守的契约式文明，而商鞅变法则是驯兽师式的愚昧与暴虐的野蛮暴政。

仅以经济改革论，与管仲相比，后世历代的重大经济改革，成功者不多，众多的失败不是偶然的，有着深刻的制度与文化以及观念渊源。

四、桑弘羊、格拉古兄弟、王莽和王安石：国家主义权匪模式改革必定失败

公元前2世纪末与1世纪初，汉武帝任用法家人物桑弘羊，进行了赤裸裸与民争利的全面政府垄断型经济改革，除了仅仅在盐业专营上学习管仲，采取民间生产政府购销的模式，酿酒业也改为与盐业类似的政府垄断经营，在铁业专营方面，彻底改为政府全面垄断采产销；此外，政府还垄断铸币权，并对流通领域进行了全面管制，即均输法和平准法，前者即统购统销，后者即价格管制；在税收领域，汉武帝推行征收资产税的“算缗令”和鼓励检举揭发“打土豪”的“告缗令”，这场有组织有暴力后盾的政府抢劫，导致了短短三年内中产阶层就悉数破产。这一中央集权式的大规模计划经济改革，以及数十年的穷兵黩武政策，使得汉帝国开国七十年间因开放的市场经济所积累起来的财富被迅速挥霍一空，同时，由于商业所遭受的毁灭性打击，汉帝国开始走向全面衰落。即使汉武帝后来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下诏罪己，一时也回天乏力。

几乎同一时期的罗马共和国保民官提比略•格拉古和盖约•格拉古兄弟，相隔十年，先后提出类似的利于平民打击豪强的激进土地制度改革，结果都因为政治和军事实力不够，被贵族势力剿杀，兄弟两人也都殉难。由于其强烈的国家主义色彩，格拉古兄弟的改革如果成功了，也未必不是一场灾难，类似的故事发生在近2000年后1970年代的智利——萨尔瓦多•阿连德总统的土地国有化政策几乎是格拉古兄弟方案的现代翻版，他也遭到了被军事政变杀害的悲惨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