堕胎现象普遍因人们对生命缺乏敬畏

要点1：“全面二孩”管控人口数量的基本思路和观念没有完全改变，政策效果会非常有限，但依旧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

要点2：计划生育的影响扭曲人们的生命观。人们对生命缺乏敬畏，视堕胎为家常便饭，中国是全世界堕胎的重灾区。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保守估计，全球每年堕胎总量超过5000万。其中中国堕胎的数量大约在四分之一。

要点3：一方面我们确实是计划生育的受害者，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应该反思，我们在这中间是不是也要承担一份责任。

要点4：导致“光棍危机”的根源是计划生育，重男轻女是导致一部分人堕掉女胎最终导致性别失衡的原因，但最根本的还是因为生育意愿受到限制，不能自由地通过多生孩子达到性别满足，就采取这种残忍的方式。

【编者按】“最近几年出现一个新的趋势，在校的大学生甚至高中生，越来越多年轻的女孩子成为堕胎的生力军。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实，我们对生命没有敬畏，这对中国的伤害是长远的。”日前，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建新、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杨支柱、《北京孕事》作者王羚做客腾讯思享会，探讨计划生育政策。王羚在对话中表示中国是全世界堕胎的重灾区，实际的堕胎数量远远高于卫计委的统计数字。普遍的堕胎现象表明人们整体对生命缺乏敬畏。以下为部分实录：

全面二孩政策的效果非常有限

王羚（《北京孕事》作者）：对于全面二孩政策，我有三个判断，第一个是效果会非常有限。全面二孩的目标人群虽然说有大概8900万，但老化程度非常严重，其中50%是40岁到49岁的女性，60%以上是35岁以上的女性。尽管70后的生育意愿总体会高于80后、90后，但是已经有心无力，强弩之末了。国家统计局曾经有过一个统计，40岁以上的女性再生育的意愿已经很低了，不足百分之一。年纪大的育龄妇女不愿意生或者生不出来，年轻些的育龄妇女生育意愿又没那么高，再加上现在整体不孕率也很高，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可能达到15%甚至更高。所以最终能生育出来的二孩数量很可能会低于有关方面的预期。

第二个判断，尽管现在全面放开二孩了，说起来是一个进步，但是管控人口数量的基本思路和观念没有改变，相关规定说得非常清楚，要严控三孩以上。同时，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条例公开征求意见一年多了，现在还没有出台，从各地的人口与计生条例修改看，还是继续对超生征收社会抚养费，甚至是对此前的抢生，也还是在继续追住不放。这个是不怎么乐观的状态。根据统计，三孩以上的出生人口每年不足100万，这个数字对于全国13.7亿的人口总量来说根本就不算什么。是不是值得为了管控住这不足百万的人口，继续保留社会抚养费，继续花费巨大的行政成本、道德成本去征收追缴社会抚养费，这个是很值得有关方面思考的一个问题。

第三个判断，尽管管控人口数量的基本思路和观念没有改变，但我觉得全面二孩还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过去，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这是一条红线，不能碰触的。现在不管怎么说，二孩政策放开了，独生子女政策正式消亡了，有这样的基础，下一步的推进也是顺理成章。

如果人口结构已经发生了严重扭曲，如果养老困局正在成为不可承受之重，如果持续的劳动力减少和老化已经成为现实，那么是不是要再进一步，完全放开生育限制，把生育权还给老百姓？而且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人口的生产有其自身规律，有了相对科学的生育意愿调查，有了育龄妇女的数量和年龄结构，未来人口走向并不是很难把握。在这样的基础上，生育政策调整完全可以进一步改变。我相信这一天会比我们想象的更快地到来。

工业革命以后人口由高出生、高死亡开始转向低出生、低死亡

李建新（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我曾经用一个词来形容中国人口变化，叫做“人口之殇”。“殇”的意思是没有成长起来就扼杀了。中国人口变化是有规律的，这个规律就是人口转变。人口转变对于一个国家的人口来说历史上只能有一次，是不可逆的。自人类诞生以来，人口是属于什么状态？99%的状态是属于高出生、高死亡，这时候达到了一个平衡。什么时候开始转向低出生、低死亡呢？西方工业革命以后西方国家率先发生了人口转变，伴随着现代化，包括工业革命，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的时候发生了人口转变，也因此诞生了以马尔萨斯为首的人口学。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二战结束以后。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开始发生人口转变，当然是死亡率先下降，出生率跟着下降。人口爆炸这个词从什么时候诞生的？是1968年，美国学者埃里奇写了一本书叫做《人口爆炸》，他看到的就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死亡率的下降远比发达国家人口转变时候迅速得多。死亡率迅速下降，如果出生率没有变化，必然带来人口的迅速增长。

第二个阶段死亡率到了一定的水平的时候，生育率开始下降。最后阶段达到低死亡、低出生、低增长这样一个新的平衡状态。所以，整个人类历史上人口转变实际上是一个人口成长、发展、壮大的过程，可是我国的独生子女政策是在当我们人口成长、发展、壮大的时候拦腰一斩，扼杀了这个发展壮大的过程，是自毁长城。过去我对独生子女计划生育政策还有一些肯定，但是按照现在我的观点和标准，我觉得这个后果越来越明显了，后患无穷，应该是彻底否定。

从二孩到三孩，对家庭的影响没有想象的那么大

杨支柱（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人类永远不需要担心生得太多，只需要担心生得太少。实际上人也从来没有生得太多。人口增长的主因不是生得太多，而是死得太少，特别是婴幼儿死得太少，这样才会有人口迅速增长。我们想想辛辛苦苦生一个孩子，死掉了是好事还是坏事？过去生的孩子死那么多，现在不死了，这是好事，人口增长是大好事。

把生孩子比作产品，生一个孩子是废品，那也是损失，生了一个就能顶用，那就是好。生个孩子真的会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吗？没有的事，一年多生1000万，相当于13亿人口的不到1%，每个人把自己每年吃的东西省出1%来，对我们有影响吗？一个家庭两个孩子变成三个孩子，影响也不如想象的那么大，衣服、玩具都可以共享，粮食少浪费一点。对于13亿人口，这个影响是几乎看不见的。相反有了计划生育，我们有了几十万的行政人员，如果加上各单位搞计划生育的，应该可以达到400万，庞大的队伍是需要经营成本的，花的钱未必比省出来的1%少了。从这个角度来讲计划生育是没有作用的，它可能就是一个负担。生育率还没下降，死亡率先下降。

堕胎现象的普遍意味着中国人整体上对生命缺乏敬畏

王羚：说到计划生育的影响，很多人会谈到中国人口结构的扭曲，老龄人口过多，少儿人口太少等等。我想，计划生育对中国的影响是深远的，除了我们看到的这些数据，这些其实只是冰山一角，计划生育最大的伤害是对中国人生育观、生命观的扭曲。现在我们明显看到，80后、90后比70后的生育意愿更低，原因就是中国在计划生育环境之下给人民的宣传也好，影响也好，使群众的生育观已经改变，过去80年代会觉得生一个很难接受，现在大家觉得生一个很正常，两个反倒太多了，养不起。甚至我们看到，很多00后的小朋友，会反对父母要弟弟妹妹。其实我说，越是这种孩子，其实越需要一个弟弟妹妹让他学习爱。有了弟弟妹妹会让他学会去爱别人，而不是像过去独生状态下只接受父母家人的爱。没有爱的能力是一个很可悲的事。

除了生育观，还有就是生命观的扭曲。中国人整体对生命缺乏敬畏，视堕胎为家常便饭，根本不考虑对胎儿生命的剥夺是多么残酷的罪恶。中国是全世界堕胎的重灾区。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保守估计，全球每年堕胎总量超过5000万。其中中国堕胎的数量大约在四分之一。

根据卫计委统计，1991年人工流产数量达到1400多万，最近每年大约在六七百万，但是实际上，考虑到统计的不完全，以及更多药物流产未被统计，实际堕胎的数量远远高于1000万。这是一个很可怕的数字，我们在积累多大的罪恶啊。有关部门为了控制人口，控制生育，不光是鼓励，甚至是强迫怀孕妇女堕胎；整个社会对堕胎问题的关注也不够，相关的教育也不够，甚至很多堕胎机构用虚假的谎言欺骗堕胎者，把堕胎说成很简单轻松的事。而事实上，我在调查中发现，堕胎对一个女性身心的伤害是巨大的。不光是可能造成不孕，更重要的是，我们说母子连心，尽管那个生命还很幼小，但是已经是一个宝贵的生命。杀死自己腹中的胎儿对女性心理上的伤害远远大过身体上的伤害，尽管在最初可能很多人还没感受到。《日内瓦宣言》1948年版第九条中，明确表示人类生命从受孕开始，这已经是一个医学上的共识，可惜中国人很多对此还没有充分认识。我在《北京孕事》里写到一个男人，那是我采访的真实案例，他谈起堕掉的女儿口气非常轻描淡写，“啥生命啊，那就是一包水！”

这种对生命敬畏意识的缺乏和对堕胎的不以为然导致堕胎现象越来越严重。最近几年出现一个堕胎低龄化的新趋势，在校的大学生甚至中学生，越来越多年轻的女孩子成为堕胎的生力军。对于这个现象，我们的政府、学校都难辞其咎，因为他们不光是带了个很坏的头，在避免堕胎的教育和服务上都做的很不够。

计划生育是计划经济的产物

杨支柱：计划生育对于人的观念的影响不只是降低了生育意愿和缺少对生命的敬畏，还有一个人际关系方面的影响。我们知道很多头胎的孩子居然让一些父母不能生老二，生老二我就离家出走，生老二我就自杀。这种观念是很可怕的，希望妈妈只爱我一个，我们这么大的蛋糕，10亿人分就多一点，13亿人分就少一点，这种分赃的观念太可怕了。

我们一直到70年代末都在批判马尔萨斯主义，我们是要跟计划经济相配合。我们的计划经济还是封闭的计划经济。如果是在一个开放的经济下，很简单，一交换，一合作，吃饭问题不就解决了吗？所以它是一个计划经济的产物。

马尔萨斯主义主张人口的过快增长导致了英国的贫困

李建新：在人类人口历史上若把人口看作是一个变量，过去是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平衡，人口是一个变化不大的“惰性”变量。工业革命以后西方国家如英国率先发生人口转变，人口变量发生了巨大变化，人口作为社会的基础变量发生变化必然会影响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我们发展中国家也是有这样一个大的背景，到了二战以后开始发生人口转变，而且是一个巨大变化的量，那人们就会考虑应对的措施。最早马尔萨斯人口思想提出来的时候，也是针对英国的贫困。当时的争论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制度私有制的结果，但是马尔萨斯认为是因为人口过快增长的结果。

后来的经济学家认为人口带来发展，不是导致贫困。再后来的观点认为发展不发展、贫困不贫困跟分配制度有关系。所以其实关于人口与发展的观点上有三派，而有什么样的认识，就有什么样的政策措施。第一派是马尔萨斯观，认为人口过快增长带来了贫困，因此，主张要控制人口，是“减少刀叉派”；第二派认为不是因为我们吃饭的人太多了，而且发展的不够，馅饼做的不够大，因此，我们要做更大的馅饼，这是“增大馅饼派”；第三派是马克思主义观，认为贫困不是馅饼不够大，是我们分配不均，因此，要变革分配制度，这是“制度改进派”。真正体现毛泽东人口观的，是在他1949年批判艾奇逊的文章中，他讲的“革命加生产”就是制度变革和发展经济。所以，计划生育的思潮首先是在人口巨大变迁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这样的历史比较和空间比较才能给计划生育做一个很好的定位和评判。

计划生育观念的家庭计划应该是自主的

王羚：我一直有这么一个想法，当我们今天在反思计划生育的时候，一方面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确实是受害者，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应该反思，我们在这个中间是不是也要承担一份责任。是不是很多时候，你反而是做了帮凶？是不是你自己在心里，也没有珍视自己的生育权利？是不是你自己也曾经不止一次，放弃掉腹中的胎儿？所以我认为我们不能说是完全无辜。

杨支柱：从计划生育开始，包括从计划生育观念的家庭计划，家庭当然是有计划，这个不用政府说，也不用长篇大论，每个人自己就有计划了。我是从这里面开始否定的。至于今后，鼓励生育当然是要鼓励，当然奖励生育是没钱的，只能是口头鼓励。当然，更重要的是要清除几十年计划生育的灌输，现在很多政策都跟计划生育是配套的，让你少生。所以这个中国法律体系都应该清理。

导致“光棍危机”的根源是计划生育

王羚：最近大家很关注光棍危机问题，其实光棍危机的根源也是计划生育。有人说，光棍危机是因为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重男轻女是导致一部分人堕掉女胎最终导致性别失衡的原因，但最根本的还是因为他的生育意愿受到限制，他不能自由地通过多生孩子达到性别满足，那他就采取这种残忍的方式。我并不是为这样的人开脱，这样的人非常可恶。其实这也是人口功利观念的一种表现。就是说不把人当做人来珍视，哪怕是自己的亲骨肉，我也要把我自己的需要摆在前面。比如最初是因为很多人想要男孩，那就堕掉女孩，导致出生性别比失衡，导致现在适婚的男性比女性多出上千万。全面二孩之后，我接到读者反映，现在山东一些地方出现另一个趋势，就是堕掉男胎，因为如果头一胎是男孩的话，第二胎他不希望再要一个男孩。现在农村男孩子找老婆很困难，彩礼房子花费都很大，那么他做B超发现第二个是男孩就堕掉他。多么可怕的思想，我想要男孩就把女孩堕掉，我想要女孩就把男孩堕掉，一切从我的需要出发，根本没有对生命的爱惜和尊重。老话说虎毒不食子，到底是什么扭曲了中国人的心灵，让中国人可以这么毫不在意地杀死自己的孩子，毫无负罪感？40年的计划生育，对中国人生育观和生命观的影响真的是非常深的，深入到人的心灵和骨髓里面。

我想我们真的是需要认识一点，生育权是基本权利，我们应该珍惜和拥有。而每一个在母亲子宫里的胎儿，从他作为一个受精卵开始，就是值得我们珍惜和爱护的生命，我们再也不要毫不在意地杀死他们了。真爱生命，拒绝堕胎，从你我开始做起，从现在开始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