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为何比男人更容易被说没教养？

在自媒体时代，刷屏的“新闻”（如果引起广泛讨论便能称之为新闻的话）总是充斥着无厘头色彩，某论坛不知名帖子引起的“上海女生逃离江西农村”事件占据了整个春节档，前两天“上海地铁女孩蹲着被批没教养”又成为微博热门头条，微博原文如下：

同样在前两天，在《哈利·波特》里扮演赫敏的“好姑娘”艾玛·沃森自曝爱上性爱网站学习经验，而我们却在讨论“女孩能不能蹲”。公众号“严肃八卦”表达了自己的愤怒：“想到20年后我们的价值观还是比《老友记》差了那么远，心凉得恨不得直接开车到美国去。”

小编和同事们纷纷表示第一次听说“蹲着=没教养”的逻辑关系——很显然，从照片上看，蹲着的姑娘没有暴露任何身体器官，也没有影响公共秩序。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竟然有很多网友在微博上留言表示支持。小编认为此类“新闻”虽然属于没事找事的无聊新闻，但无疑它戳中了众多网友的痛点，为什么“女性”在公共场合的表现及其“教养”问题总是能形成公共话题？为什么相比于男生，公众为何更喜欢对女孩的教养指手画脚？

小编是学术控，这不是女权主义上纲上线的呐喊，只想告诉大家：藏在这个无厘头事件背后却正是仍存在于中国社会的隐性性别歧视，社会缺乏对女性的基本尊重，甚至这种不尊重是来自于女性群体的，可见“女权主义”的呼声并不是毫无意义的矫情废话。

一、“教养”是让女人更像“女人” 国内还存在顽固的性别强化系统

“三颗牙”的微博背后的逻辑是“蹲着=难看=没教养”，换句话说就是“女人该有女人的样子”。这不仅仅是“三颗牙”个人的观点，它被很多人认为是理所应当。要求女人更像“女人”，曾经是世界几大主流文明的共同传统。中华帝国文明要求女人“三从四德（妇德、妇言、妇容、妇工）”，其中的“妇德”、“妇容”讲的就是女子的外表仪态，班昭在《女诫》中的解释成为几千年来女性行止的典范：“妇容，不必颜色美丽也…幽闲贞静，守节整齐，行己有耻，动静有法，是谓妇德…盥浣尘秽，服饰鲜洁，沐浴以时，身不垢辱，是谓妇容。”西方对女性在外貌和行动上也有着类似的要求，看过《泰坦尼克号》的各位应该都对rose母亲对她言行礼仪的要求记忆犹新。

然而，问题的关键并非出在历史，而是现在。当输入“女性”+“教养”的关键词时，出现最多的就是被朋友圈转来转去的“鸡汤文”，而它们无疑是《女诫》的现代文翻译，核心观念并没有任何变化：

女性在公共领域中应该以一种怎样的姿态出现？举止优雅，仪态万方的女性自然会被称为“女神”，但这并不意味着举止不那么“优雅”的女性就应该被公开唾弃指责，当西方文明已经在新思潮的冲击下，让性别在社会生活中逐渐“模糊化”，而我们的媒体和社会观念依然顽固地进行性别强化，结果就是让民众停留在对于性别落后的传统观念中而不自知。

社会上系统学习《女诫》的“女德班”竟仍大有市场。

二、抽象的男女平等基本实现 但隐形歧视很难抹掉

有的网友可能会说女权主义者一直嚷嚷着要平权，难道这个社会对女性的优待还不够吗？小编坦言，放眼全球，中国属于男女平权方面做的不错的国家：从意识形态上说，男女平等是我们的基本国策；从实操层面上说，拜妇女解放运动所赐，男女同工同酬的实现程度较高。因此，除了生理上的差别（每月某几天精力过差）和必要的孕育哺乳造成的工作能力降低之外，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已经不再感到作为女性是一种困惑或是障碍，然而，正如上文所说，数千年“男尊女卑”的中国传统价值观让“男性沙文主义”或隐或显地存在于社会之中，“教养”问题就把隐性的性别歧视拉到了台前。

“蹲”这事男女都干，但女性的生理结构、对女性的性想象（当然也是基于男性的）要求女性需要更加谨慎、审慎。也是拜三颗牙所赐，小编百度了一下“蹲”这个词，没想到“蹲姿”竟然是一个有着如此严格规定的“特殊体位”，而女性采用“蹲姿”，似乎只有在合影时才是正常不被非议的。

从对“蹲”这个姿势的过敏，我们可以看出男女两性在公共领域中身体支配权上的不平等，中国历史上要求女性走路时裙子不能动，才能彰显“大家闺秀”的风范，如今对于女性的礼仪规范依然远远大于男性，起码男人在各种场合蹲着都不会被指责没教养。

正如女权主义鼻祖波伏娃所说：“男人是主体，是绝对；女人是客体，是他者。”男人在女人身上往往寄托着美好的希望，女人应该作为男人的补充存在而达到自我的完善，男人们害怕这种淑女式的美好品质在女人身上消失，于是出现了种种规范与指责。而所谓的教养，其实是男性对于完美女性的塑造投射到具体女性身上的纯粹概念，而正是从“男性沙文主义”的视角出发，女性“蹲”的姿势才会被赋予如此丰富而暧昧的意义。

三、女权主义者最怕的事 就是其他女性与男性的合谋

即便“蹲姿”本身不符合男性视角的优雅规范，但按照“女士蹲姿”守则衡量，地铁站的两位姑娘“蹲姿”标准，美观大方，并不存在“难看”的视觉体验；说“难看”的三颗牙同学，其实是个女生。

蒙田曾说：“女人拒绝接受传入人间的法规一点儿也没错，因为这是男人撇开她们制定的。在她们和我们之间，自然存在阴谋和不公。”然而，令女权主义者最沮丧的事情不是男性的反对与嘲笑，而是来自同性的不屑与拆台。在维护自身权益和树立主体地位上，女性与男性的表现差异很大，她们之间很难站成攻守同盟。尤其是在所谓的“教养”方面，女性对同性的挑剔与攻讦远比男性之间的此类纠纷要多。

凡是个体都力图确定自身是主体，这应是一种伦理上的抱负，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准则，并非女权主义者想要“翻身做主人”那么简单。我们现在对于女性一切“教养”的要求，都是从男性视角编撰的，而女性在潜意识上接受这些教条，并以此规范自己的行为，同时以对其他达不到此教条的女性表示指责和声讨来彰显自己，用对其他女性的轻蔑来树立自身的优越感，希望赢得男性和整个社会的承认与尊重，这可以解释前现代女性此类行为的心理状态，而进入现代社会之后，西方女性一直在试图破除这种“教养”的桎梏，比如尝试“开放婚姻”的波伏娃，比如艳照公开后表现出强烈愤怒和不屑的“大表姐”詹妮弗·劳伦斯，比如坦言自己也有上性爱网站学习，始终在用自己的行动破除男权歧视的艾玛·沃森，而并非如很多中国女明星那样，用男人制定的女性“教养”来标榜自己，影射他人。

四、结论：

“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波伏娃的论断在中国社会似乎更加成立，即便女人的权利得到抽象的承认，此类问题在公共领域的讨论中不断出现，就意味着“男性沙文主义”的隐性歧视依然存在于习俗与日常生活之中。对于女性而言，拒绝成为他者，拒绝与男人合谋，对自身权利的重视和自我主体性的树立，在何时都不应被认为是矫情和废话。相比于西方女性积极确立自身主体性的努力，中国女权主义的声音不是太强，而是太弱了。